几年前的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在同一个剧组、共事了4个日夜的同事，得知高俊已经死亡的消息时，翻出杀青时的合影，问：“是哪个？”
合影拍摄于10月18日深夜1点57分，在河南郑州，这个剧组刚刚结束一部“出海”短剧的拍摄。照片里的17个人多数面带微笑，包括两位说葡萄牙语的外国。
前排右二站着的高俊，两天后在家中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去世。
他43岁，个子不高，身形偏胖，笑起来面目和善，穿着一件明黄色的卫衣，在一群年轻的面孔中相当显眼。
这是他第二次进组拍短剧。
高俊家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家人的合影。画面正中为高母，高父几年前已去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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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杀青当天的下午3点左右，副导演高俊回到开封的家里，跟妻子嘟囔说脚疼，想去睡一觉。
他放下背包和行李箱，简单跟两个女儿打了招呼，进卫生间洗了把脸，脱下那件黄色卫衣，就进卧室睡了。
妻子后来回忆，整个过程可能不超过10分钟。她一向很少过问和打扰丈夫的工作，只是帮他关上卧室的门，打开他的行李箱。
这个家庭在建立伊始，就有了明确的分工。高俊早年四处拍纪录片，拿了一些奖项，后来又拍广告，经常出差，行李箱多半是妻子帮忙收拾。
王飞知道这一次丈夫是去拍短剧，但她以为和拍广告没什么不一样。她把高俊每天要吃的降压药从箱子里拿出来，脏衣服丢进了阳台上的洗衣机。
洗衣机对面，是高俊的显示屏和导演椅。这个90平米的两居室空间有限，高俊就在阳台上给自己布置了一块办公区，装上遮阳帘，用绿植和鱼缸隔开。
王飞回忆，她随后接送女儿、熬粥备菜——直至晚饭做好，始终没有进卧室打扰丈夫。
这天上午8点51分，高俊还给发小余珂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失眠了。
“你怎么会失眠？”余珂有点纳闷。在他印象里，高俊入睡很快，且鼾声极大。他开玩笑说过，跟高俊一起露营也要扎两个帐篷。
高俊在电话里回他，“熬得累”，压力也大。
晚上7点40分左右，王飞做好晚饭，让孩子叫爸爸起床。餐桌边，一家人聊天时，高俊又提到脚疼。
王飞后来才知道，过去4天，丈夫在办公室、卧室、走廊、会议室之类的室内拍摄场景里，走了将近6万步。
但在那个小别重逢的傍晚，高俊没有细说，王飞也没太在意。她记得晚上丈夫处理了一会儿工作，就开始陪女儿练小提琴。
在两个孩子的教育上，这个父亲颇为用心。在大女儿出生的2015年，高俊就查阅河南省当年高考录取的情况，为孩子规划道路。
他的电脑里收藏着孩子们的课表和荣誉证书，工作台的架子上放着家庭相册。其中不少照片是出游时拍的，他们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家庭旅行。
但今年，高俊的工作前景不明，一家人还没出游过。
杀青归来的第二天午餐时，他们再次聊起了旅游的事情。妻女提出想去珠海，那儿暖和，但高俊想爬山，他是“老驴友”。
这次讨论过后，高俊把“长隆海洋王国”放进了手机的收藏夹。
晚上10点30分左右，一家人休息了。那是高俊和王飞结婚20年来，最后一次在同一张床上入睡。
11月8日，王飞停了女儿的小提琴课，女儿仍在家里练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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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7时许，高俊就起床了。一家人吃过早餐，他进入阳台的办公区。按照惯例，在那张1.2米长的桌子上，他会严格规划自己这天要做的事情。
丈夫工作时，王飞要求两个女儿不去打扰，所以家里没人知道高俊那天在忙什么。
今年1月，他在电脑上列下的第一个工作事项是，要给繁塔——河南开封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拍一场雪景镜头。顺便找找有没有愿意为这个项目出资的人。
在郑州全力打造“微短剧之都”之初，高俊考虑的是他家附近这座北宋的佛塔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自掏腰包，组织起一个团队，要拍纪录片。和朋友交流时，他热忱地说：“我们可能会做出点学术成果。”
他大概也考虑到了纪录片市场价值有限，于是提出与做短视频的朋友杨丰年合作，让他将拍好的纪录片拆条、“切片”，在社交平台上“连更”。
为这周折的制作过程，杨丰年与高俊起过争执，认为他不懂娱乐化。而高俊认为，他要把文化一点一点讲清楚。
“网络平台只是工具而已，我不需要屈服于网络平台，我不可能被网络平台规则驾驭。”他曾向另一位合作伙伴柳超说。
这个项目后来因缺少资金而搁置。高俊对柳超无奈地抱怨：“现在，没人有这个需求，我们希望说服别人有需求，难点在这儿。”
工作不多的时候，他要求自己每天学英语、练吉他、读书，得空给花施肥、搭架子，收拾鱼缸。客厅里有一整面书墙，是2020年搬进来时高俊特意设计的。他喜欢读书。
这几年，高俊作为传统广告导演的工作空间也在受到挤压。《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5）》佐证了这一点——传统媒体广告正在大幅下滑。
投放至互联网平台的广告项目被拆解得更零碎，精准投放给社交媒体、短视频博主制作，还有AI的冲击。4月，高俊在工作计划里多次提到，要了解AI视频技术软件、AR眼镜的技术内容。
去年，据杨丰年了解，高俊还接过一部宣传片和一两支广告。今年似乎一个活儿也没接到。
此前，高俊曾为难地向余珂透露，自己的存款掉到了10万元以下，还借给朋友一些。两个女儿学琴，每月要支出3800多元。
姐妹俩住同一个房间，姐姐在卧室练琴，妹妹在客厅练琴。高俊还想换一套大点的房子。但这套房子的贷款还没还完。
4月16日，好友小毛到河南禹州观摩了一个短剧剧组后，经过开封，约高俊夫妇一起在夜市吃饭，讲起了剧组的见闻，说熬夜很多。
高俊家客厅的整墙书架上，摆放着高俊的老相机和纪录片奖杯，还有不少关于电影的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在饭桌上，高俊还追问她，是怎么熬。
“几乎都不睡觉。”小毛说。
那段时间，高俊正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连续多日在电脑上记录体重，列出运动目标：游泳、俯卧撑。但体重始终在83公斤左右浮动。他身高1.7米，还是偏胖。
多位好友回忆，患上高血压的高俊很少再喝酒。哪怕纪录片找出资方，需要应酬，他也是推辞说要开车。
到了5月，王飞记得，丈夫突然问她看不看短剧。她说不看，觉得剧情夸张，不符合逻辑，她不喜欢。
但5月7日，高俊还是在电脑里写下了新的工作目标：“向短剧方面探索”。
之后，他把繁塔纪录片工作群的群主转给了朋友，说自己可能要忙一段时间。“变化中求生存。”他向柳超说。
高俊的女儿拿着她的乐谱和画作，此前她在学习这两门兴趣课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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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拍短剧之后，高俊下载了一个短剧App，浏览了300多部剧，完整看完了7部。
他找到一家郑州的短剧公司跟组观摩。当时的工作节奏是“10天拍4部”，他认真写下对短剧的理解：“理解为大数据工作的本质”“理解时间与产出效率比的取舍概念”“理解内容比画面更为重要”。
在观摩笔记中，他提示自己：“身体健康：不再有16小时或14小时概念（指传统广告行业的一日工时，超时工作将单独计费——记者注），这会有更多风险。”最后，他写下：“入局，不能被时代抛弃，寻求改变机会。”
在短剧的“时代”，高俊实际上已经晚了一步。观摩结束后，整整一个月，他都在等一个实拍的机会。一家短剧公司向他解释道：“现在新导演都是排队报到。”比起两年前，郑州的微短剧从业人员至少增长了5倍，已有近4万人。
7月1日，高俊联系此前相识的短剧导演刘爱国：“有什么工作机会别忘了兄弟，兄弟我要找工作。”
刘爱国自2023年起就在拍出海短剧。高俊曾在工作日志里提示自己：“海外市场没有国内市场这么卷，可能是个机会。”
“需要执行导演不？”9月25日，高俊再次问刘爱国。他们终于确定了合作，要拍摄一部出海巴西的短剧。剧本已经定好，改编自国内一部爆款短剧，共50多集，计划4天拍完，一个多月后上线。
面对这个机会，高俊竭尽所能地准备。刘爱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时高俊没有问过他有关薪资待遇的问题。
高俊从来没去过巴西，也不懂葡萄牙语，就结合剧情在网上研究，巴西的黑帮混混是什么样，富豪又是什么形象。他给每个角色挑选了适合的着装风格，并附上服装的品牌和图片。
拿到剧本后，他提出许多异议：“中国式的浪漫，符合巴西文化吗？”“生鱼片过敏可否换成其他过敏原因？毕竟巴西靠海。”
为一场咖啡店的戏份，他找到13家巴西咖啡店的实景图，又在郑州选出与之风格相似的3家店，作为拍摄场景备选。
但制作团队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还是定在摄影基地拍。为了布景的真实性，他把家里的咖啡机带到片场。
这符合他一贯的做事风格。2005年，职专毕业的高俊在开封一家商场里卖摄影设备，爱上影视行业后，自己攒钱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
当时的同桌小毛，评价他认真到了几乎较真的地步。“我是得过且过的人，他是认死理的。”她说。
他会给一家酒店分4条、写下730字的投诉建议；曾因为和朋友争论国际问题而拉黑了对方。杨丰年用开封话形容他，“二细”，意为过分细致，有时超出了必要。
这性格使他做成了一些事情。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结束后，他得到机会参与“中国载人航天”“一带一路”等题材的国家级纪录片项目，跑过许多地方。由他担任制片人的两部短片，还曾获ISF2022洛杉矶电影节、2023柏林国际艺术电影节的奖项。
妻子了解高俊：“他希望自己拍的东西，除了别人满意，自己也要满意。”
10月14日早上6时许，出海短剧开机当日，高俊驾车驶向“微短剧之都”郑州。他在路上拍了一张照片，车前大雾弥漫。
此后几天，高俊都没有和家里联系。直到第四天，才发来一条信息：“今天拍完。会拍很晚。”
11月8日，高俊走后，妻子王飞帮他照看阳台上的小鱼，她正在清理鱼缸。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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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去世后，王飞经历过两次悲愤交加的时刻。
第一次是她从高俊的工作群聊中，才理解了他所说的“晚”——几乎是每天半夜2点收工，早上7点开工。
在这之前，她以为丈夫的死只是无常的厄运。当知道网上有人传“郑州短剧行业有人累死了”，她的第一反应是气愤：“为啥要这样说？”
8月，高俊已有过一次短剧拍摄经历，并且是在10天内拍了4部。不同的是，根据高俊的工作记录，当时只有两天是超过半夜12点收工的。
同剧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他跑过的短剧剧组中，这一次的工作强度是中等水平。但对入行不久的高俊而言，仍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开拍第二天，深夜1点43分的消费记录显示，他花10元买了一份“福鼎肉片”。
第三天“搞到凌晨两点”，他发信息跟朋友开玩笑：“雨夜在室外，快死了。”
杀青当晚，半夜3时许，他还没有睡。余珂记得，在高俊早上打来的那通电话里，他提到了因语言不通造成的工作障碍与压力。
4天的拍摄时长，与甲方的投资金额、剧本集数、戏份难度、演员档期等多种因素相关，是通过严格的成本核算定下来的。作为制作公司，这是必须要算的一笔账。
短剧行业市场规模庞大，但利润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分配并不均衡——制作方为小，播出平台为大。据刘爱国了解，目前郑州的短剧公司大多是制作公司。
如果制作方与平台合作出品，就能参与分成。但如果只是根据平台要求完成制作，收取制作费，就只能通过严控成本来赚取利润——核算不当，就可能亏本。
刘爱国说，他的项目就是如此。作品上线后，即便流量可观，收益也与制作团队无关，良好的数据只是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合作的机会。
杀青回家后，高俊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在阳台的工作桌前度过的。为避免打扰妻女休息，他把客厅的帘子拉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大女儿看见爸爸躺在沙发上，没回卧室里睡。
当天中午，高俊给刘爱国发去几张剧照。这是杀青之后双方第一次交流。
“抱歉，这次做得不好，出乎自己意料……失误不断，估计前面睡得也不太够，从未有过的片场断线感觉。”高俊说，“无论怎么说，自己难逃责任，内心十分愧疚，辜负了刘导好意。”
刘爱国安慰了他几句。高俊主动提出要盯后期。“随时等候任务指令。”他发了个努力的表情。
差不多的时间，王飞给丈夫打了一通电话，让他中午自己弄饭吃。
两个女儿都在学校，她单位离家远，中午不回来。挂掉电话之前，她叮嘱高俊把冰箱里的牛肉拿出来解冻，晚上她回来炒菜吃。
高俊照做了，把肉放在厨房台面上给妻子拍了张照。
下午4点40分左右，王飞接上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女儿习惯性地喊：“爸爸，我们回来了。”
没有人应。那天开封下着小雨，天色昏暗。王飞发现客厅的灯开着，卫生间的门开着，灯也开着。她走过去，发现高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10岁的大女儿没穿外套就跑下楼接救护车。6岁的小女儿愣愣地坐在沙发上，看到了整个过程。
120急救电话的接线员问，病人还有没有呼吸。高俊的半张脸压在地上，只露出一半的鼻孔。王飞伸手探了探，说有呼吸。
但急诊入院时的病情显示：到达现场后患者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呼吸音及心音消失。
王飞触到的可能只是丈夫的体温。“是我心里认为他有呼吸。”她小声说。
高俊在家中阳台为自己布置的办公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18点21分，医生正式宣告高俊死亡，死因一栏写着：呼吸心跳骤停综合征。这是一种致命的临床状态，常见的病因之一是急性心梗。
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主任医师霍晓川在他的科普视频中提到，心脏每跳一次，心肌细胞就会经历一次磨损，正常睡眠时，它能得到40%的修复，缺觉时，修复几乎停滞。“熬夜本身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会让猝死风险飙升。”他总结道。
高俊的葬礼上，来了许多人吊唁，和他的遗体告别。那个因观点不合而被拉黑的朋友一大早就来帮着写挽联。小毛从北京开车赶来。
她看到王飞强撑着场面，直到与她拥抱，才在她耳边嚎啕大哭：“咋办啊，我俩妮儿都看见了。”
当王飞后来得知，丈夫的薪酬只有1000元一天时，更感到难以置信。广告导演田春鹏证实，高俊此前拍广告的费用是2-3万元一天（广告拍摄通常在1-2天内完成，前期筹备与后期工作不单独计费——记者注）。
亲友们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接受这个事实：在郑州，一个短剧副导演的薪资大约就是如此。
在某招聘平台发布的《2025微短剧从业者生态调查》中，当谈及行业困境，41%的受访者提到了福利待遇低。这与人们对短剧火热的想象并不相符。
开会1天，开拍4天，加上路费报销，刘爱国代表河南花贝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最终付给王飞6000元工资和1万元抚恤金——“这个事儿仿佛是往我心上扎的一把刀。”王飞很难接受。她的工资每月还了房贷剩不下多少，已经停了两个女儿的小提琴课。
她认为丈夫应该得到更多赔偿。但按照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的条件之一是“在工作场所内”。“视同工伤”的情形，也要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更重要的是，申请工伤赔偿，要先有劳务关系。但在灵活用工、临时搭班的短剧行业，不签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
浙江省此前将群众演员等7类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用人单位可自愿选择为其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但对剧组其他工作人员，尚未作出规定。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陈洁婷曾撰文提到：“剧组只是为了影视项目摄制而临时组建的机构，就像是为完成一个工程临时组建一个项目部一样，它并不是适格的民事主体，无法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最终责任承担的主体，还应该是剧组隶属的出品方。”
陈洁婷认为，“（微短剧行业）演职人员很有可能并非劳动关系，一旦发生身体伤害，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且由于缺乏完善的保障机制，演职人员在赔偿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合同中约定由用工方购买商业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刘爱国称，剧组为每位工作人员都购买了商业保险，但只在拍摄期间生效。杀青后，执行导演的工作就结束了。“如果他要接别的项目，不再参与这个项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高俊猝逝后，一些影视保险公司宣称已将猝死保障纳入了剧组人员险的默认范围——7日内，剧组为每位员工投保11元，如发生因工猝死，将得到10万元赔偿。保费越高，赔偿金额越大。
目前，国家广电总局正在制订“微短剧管理办法”，计划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为微短剧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
比起法律的“事后”保障，在健康“报警”之前，“赶紧休息”是来自医生的朴素建议。作为社交媒体的“科普名医”，霍晓川发过数条视频谈及熬夜为何引发“心梗”“脑梗”，有些病例甚至是年轻人。熬夜并且白天高压工作，是会增加猝死风险的四大因素之一。他建议，这时必须立刻停下手中的事，赶紧休息。
“多找释放压力的出口。”霍晓川为他最新的一条科普视频写道。
（应受访者要求，小毛为化名）
最后一部短剧拍摄期间，高俊作为执行导演，在片场给演员讲戏 受访者供图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