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黄粤涵
10岁那年，列维随父母从纽约搬回耶路撒冷。那是一座被紧张气氛包裹的城市：极端正统派的身影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警察在街头巡逻，西岸与以色列的边界线近在咫尺。此后，他在这里读书和参军，直到两年前因工作搬到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的肃穆不同，特拉维夫遍地是餐厅和咖啡馆，人们照常聚会、谈笑。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晤，抗议者在白宫外集会，呼吁停战和解救人质。视觉中国 图
在加沙，死亡每天都在发生；而在特拉维夫，生活却一切如常。这种反差令列维倍感荒诞，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许多以色列人对战争抱持一种漠然的态度——甚至连获释的人质，都能用调侃的语气讲述自己在隧道中的经历。列维说，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超现实感”。在他看来，人们习惯用玩笑化解一切，却很少有人真诚地面对恐惧与痛苦。
加沙战争爆发至今已两年，以色列社会在持续的冲突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常态”。警报声与庇护所成为日常，人们学会用冷漠或调侃化解恐惧，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创伤和撕裂所笼罩。
据加沙卫生部门10月6日报告，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历时两年的加沙战争已造成至少6716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69679人受伤。据以色列军队和媒体援引的以色列官方消息来源，已有至少1666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发生在2023年10月7日及其后不久。截至2025年10月1日，据估仍有48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被关押在加沙，其中包括已被宣布死亡且遗体被扣留的人质。
“这是伊朗还是也门的导弹？”
“在以色列，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人，身边没有亲友因加沙战争失去生命。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但战争对我的影响或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说句比较冷漠的话，战争似乎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现居特拉维夫的列维坦言，战争持续时间太长，人们的生活还得继续。
时间倒回到两年前的10月7日，列维本来计划送朋友去机场。在路上，车载电台开始播放火箭弹袭击的提示音——“嘟…嘟…嘟嘟……有火箭弹”，几乎每隔十秒，警报声不断响起。
接到朋友的列维抵达机场，拿起手机后瞬间被各种信息和谣言淹没。正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朋友原本是预备役士兵，不一会儿就接到部队的电话：“放下手上所有事情，立即回归部队。”列维的朋友只好放弃原定行程，前往火车站。
回家后的列维得知了袭击的更多细节——当天清晨，数千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与此同时，大批哈马斯武装人员通过汽车、摩托车及步行方式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境内。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与混乱中，以色列方面约1200人丧生，另有251人被扣押。
“你知道吉拉德·沙利特吧？以色列全国上下为之努力多年，最后用那么多巴勒斯坦囚犯才换回他一个人质。而如今，一天之内就出现了数百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人很清楚人质的可怕处境，尤其是女性人质，因为无法想象她们在敌人手中会遭遇什么。当年一名人质事件就足够让全国谈论多年，现在突然出现上百人，简直疯狂。”利维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为回应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起了空中、海上和地面进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宣战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IDF）的目标是“彻底战胜”哈马斯，包括摧毁其在加沙的军事和治理能力，解救所有人质。
自那之后，袭击、导弹警报以及庇护所成为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哈马斯发起袭击的一个月后，以色列女孩安雅刚好结束海外的工作后搬回耶路撒冷，在大学念书的同时还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按照她的说法，耶路撒冷是一座以恐袭而著称的城市，以前几乎每周都会发生一次袭击。“例如持刀捅人和小规模爆炸，几乎每周都有，尤其是在老城区附近。”
2024年11月耶路撒冷公交车站爆炸袭击发生时，安雅与袭击地点仅隔着一条街。到达学校后，她跟同学们讨论了这件事，不一会儿就继续上课了，就跟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发生这种事情太正常了，正常到让人觉得悲哀。”安雅说。
战时状态下，导弹袭击也成为以色列人“见怪不怪”的事情。这种习以为常，背后是以色列社会对空中防御系统的深层依赖。在特拉维夫等大城市，人们普遍持有一种信念：再激烈的冲突，完善的防御系统也能守护安全。
但安雅坦言，今年6月伊朗和以色列爆发冲突后，她第一次感到如此恐惧，不敢出门。她尤其害怕开车，因为警报随时可能在她开车时响起——相比室内，身处户外更有可能随时被导弹击中。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8日，伊朗发动袭击后，以色列民众在一处地下轻轨站内躲避。视觉中国 图
毕竟与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相比，伊朗显然是以色列另一个量级的对手。西方情报机构曾形容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库”，导弹数量介于2000至3000枚之间，尽管这一结论存在争议。但今年6月的“12日战争”期间，即便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部分导弹与生产工厂，伊朗仍能一波一波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部分甚至穿破了以色列先进的防空系统。
在袭击最严重时，安雅就住在朋友的家中，警报一响就要立即躲进庇护所，半分钟步行可达。由于是伊朗发射的导弹，因此人们往往要躲上几个小时，而非10分钟或者20分钟。在那个面积约40平方米的庇护所内，挤着穆斯林、犹太人，有带着10个孩子的家庭，也有带着5条狗的逃难者。
1969年以色列政府出台的法规要求住宅建筑必须设有共享庇护所，在伊朗导弹袭击后，耶路撒冷更多居民开始咨询如何在自家住宅增设安全屋（希伯来语称为“Mamad”），这种安全设施在老城区或者较早建设的住宅区鲜少见到。在海湾战争期间被伊拉克导弹袭击后，当局才开始要求建筑承包商在新建房屋增设安全屋。根据以色列建筑商协会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以色列全国约有296万户家庭，其中167万户（56%）没有安全屋。
“我们经常要躲进地下庇护所，现在甚至还会拿它开玩笑。现在轰炸我们的火箭弹大多来自也门，加沙那边反而有半年没怎么发射了。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是也门来的火箭弹，连防空洞都不用躲，它们根本打不准。”说到这里，安雅露出了一丝苦笑：“往防空洞跑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下彼此：‘等等，这是伊朗还是也门的导弹？’如果不是伊朗打过来的导弹，有时候都觉得不值得我们费劲跑。战争就这么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想想真是既荒谬又可悲。”
被踢出家族聊天群
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位于特维拉市以东，曾是1878年由来自欧洲的犹太人移民建立的第一个村落，也被称为“定居地之母”（Mother of Moshavot）。在希伯来语中，佩塔提克瓦意为“希望之门”，反映了早期犹太拓荒者寻求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新生活的愿望。
从佩塔提克瓦出发，沿着465号公路，如果运气好不堵车，仅需约1小时便可抵达约旦河西岸。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尽管约旦河西岸并非主要战场，但由于该地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矛盾急剧激化，以色列的控制显著收紧，以军行动大规模升级。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330万巴勒斯坦人，但定居者高达70万，散落着350个犹太定居点。
56岁的乔什2012年跟妻子搬来佩塔提克瓦的中心城区，住在中产阶级家庭聚集的社区，附近有公立学校和两个购物中心。“邻居们情况大差不差，很多是带着孩子的夫妻俩，不少人养狗。我的孩子们和小区里的其他孩子是朋友，他们经常来家里玩。”乔什告诉澎湃新闻。
9月23日正好是犹太人的新年“Rosh Hashanah”，在希伯来语中是“岁首”的意思。那天清晨，乔什和平常一样，喝着柠檬茶，惬意地坐在阳台的沙滩椅上看风景。在以色列这样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随便登上一栋高楼，便能看到远处的西岸。但随着城市持续建设，两年前建的一栋高楼已挡住了阳台正前方的视线，仅剩下东边和北边的视角。
“每当我看向约旦河西岸，就会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会想：‘那是我们的历史之地，是我们民族诞生和发展的地方。’”乔什支持内塔尼亚胡想要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设想。
他说，作为一个犹太人，不希望这种民族特性被外来移民改变。他以美国作为对比，认为以色列的情况有所不同——以色列是建立在犹太身份认同之上的国家。如果移民成了多数族群，那犹太人可能会从以色列的领土被赶走。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8日，约旦河西岸杰里科，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约旦之间的过境点等待。视觉中国 图
若单看以色列人表面的生活，这场战争的影响的确有限。毕竟，乔什一家不在加沙地带，也不在边境地区。只要导弹不落在以色列境内，他还是跟战前一样，一大早摇醒熟睡的两个孩子，送去学校后，自己再去上班。
但乔什也不否认，几百公里之外的这场战争对以色列人的“思维方式和想法都产生了影响”。在他看来，现在各处都充斥政治讨论和抗议，人们每天都在讨论要不要停战、要不要达成协议、怎么让人质回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争论变多了，每个人对国际局势、政府决策都抱着强烈立场。我的朋友圈里观点两极：有人认为应该与巴勒斯坦人共存，甚至支持通过换俘协议让边境居民回归家园，哪怕代价是哈马斯继续统治加沙。但我周围有更多人主张彻底消灭哈马斯，因为我们无法承受再次遭受类似袭击。仅仅达成协议指望对方守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方案。”乔什说。
根据以色列人权律师诺亚的观察，加沙战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色列普通人的心态。她说，10月7日事件后，大多数以色列人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深受打击。
“作为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我必须承认哈马斯突破封锁、推倒边界墙的行为本身是令人欣喜的事情——我支持打破封锁，就像目前进入加沙的国际船队所做的那样。但你看哈马斯突破边界后做了什么呢？他们屠杀无辜的老百姓，这令人恐惧。”诺亚告诉澎湃新闻，很多以色列人在10月7日后改变了观点，陷入“极端化”的种族主义循环之中，即“所有阿拉伯人都想杀死犹太人，以色列除了战斗至死别无选择”。
哈马斯的袭击最初引发了以色列全民团结的浪潮，但随着冲突蔓延和以色列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批评，以色列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更多分歧，反战声浪也在不断增强。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公开拒绝服役的现役和预备役人员越来越频繁地发出反战声音。今年4月，超过1000名以色列现役和退役飞行员在公开信中指出，加沙战争的目的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和个人利益”，而非“安全利益”。与此同时，拒服兵役运动也在以色列各地展开。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没有按时服役的预备役军人的实际人数可能高达10万，这还不包括拒绝服第一阶段义务兵役的人数。
在诺亚的周围，有部分朋友被踢出WhatsApp家族聊天群或者跟原来的社交圈子彻底决裂，原因在于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批评声音无法被很好地接纳。一些持锡安主义左翼观点的朋友也反复质问诺亚：“在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施加暴行之后，你为何还在为巴勒斯坦人发声？”更触动诺亚的是，以色列左翼圈子里涌现出巨大的出走潮——许多反对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的左翼人士选择离开以色列，她周围大概一半的朋友已移居海外。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哈马斯的袭击令他们痛苦地回想起欧洲几个世纪以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最终导致纳粹德国实施种族灭绝。在战争的第一个月，以色列作家兼前政治家阿夫拉罕·伯格（Avraham Burg）解释了这场战争对他的国家造成的深远心理影响。
“我们犹太人相信以色列国是犹太人历史上第一个最好的免疫系统和保护系统。不再有大屠杀，不再有大屠杀，不再有大规模屠杀。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都回来了。”
在民族记忆以及残酷现实的双重作用下，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再度被唤醒。换作以前，乔什的“左翼”妻子深信巴勒斯坦人理应建国，长期占领是不公正之举。但如今，她也开始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21%的以色列成年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可以和平共处，创下2013年该项调查开展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比2023年3月和4月进行的这项调查下降了14个百分点。在今年的受访者中，认为巴以可能和平共处的以色列犹太人仅占16%，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则对“两国方案”的前景更为乐观，达到40%。
所谓“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从他们（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以色列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只有他们有权利，而我们犹太人没有。我认为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人的真正代表，因为哈马斯赢得了加沙地带的选举，是加沙人民选择他们作为领袖。我们必须认清现实。”乔什说。
就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关系来说，其历史渊源和政治联结也盘根交错。巴勒斯坦人的国家设想由3部分组成：东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地带。1994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达成协议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对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行使部分民事管理权。2007年哈马斯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要派系法塔赫爆发冲突以来，加沙和西岸变为由两个对立政府分治：加沙由哈马斯掌权，西岸由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
但根据阿蒂斯国际组织和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SR）的民调数据，加沙地带民众对哈马斯的支持率已从2023年10月7日后的42%降至2025年1月的仅21%。事实上，随着哈马斯战时表现日益受到批评，加沙地区认为其能获胜或支持其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民众正在减少。英国《卫报》对此分析称，许多巴勒斯坦人本就倾向于更温和的解决方案，这对实现局势和平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以色列内外存在认知差异
同很多犹太人一样，列维的祖父母为了躲过纳粹的屠杀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他们的后代，即婴儿潮一代或之后出生的美国犹太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理想化和浪漫化的观念，即以色列是一个正在苦苦挣扎的新兴小国，就像凤凰涅槃一样从种族屠杀的灰烬中重生。
作为本地人眼中“美国来的人”，列维的祖辈免不了带着这种想象来到以色列。这就是列维所认为的，老一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以色列的认识并不完整，也不怎么接触过以色列的“丑陋一面”。到了列维这一代，他们从小接受锡安主义教育，坚信以色列的立国权利，而阿拉伯人只是嫉妒以色列人的优秀而心怀恶意。
列维19岁入伍时被分配到宪兵队的调查部门。一直以来，兵役制度是以色列社会凝聚力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宗教。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参军服役以保护家人、保障国家生存，是人生最大的愿望之一。爱国主义和报效国家的理念都已融入学校课程。
但列维每天接触到的并非被歌颂的战斗英雄，而是那些将服兵役当作一份工作，或“惹麻烦”后被送去调查的人，比如因为嗑药被抓的士兵。列维的工作是让这些人认罪，但他不擅长套话式审问，只是聊天和聆听，审讯不知不觉变成故事分享会。
“他们是20岁不到的年轻人，来自经济很困难的家庭，服兵役的同时还得打工养家。我自己成长环境挺优越，念的好高中，生活圈子也不错。在参军之前，我基本没接触过那种家境很差或者传统父权家庭出来的人。所以在军营里，我突然遇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和价值观。这让我看到不同的思维方式，打开了眼界。”列维说。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心理健康专家表示，自这场以色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爆发以来，退役士兵正面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困扰，其数量在以色列国内前所未有。以色列国防部一份声明称，已有超过1.1万名士兵被纳入国防部为战争伤员设立的心理康复项目。据信还有数万名士兵患有PTSD，但尚未得到确诊或治疗。
此外，列维目睹并感受到了以色列官僚体系的运作模式。在军队服役的经历，让他相信审查制度的存在，也成为他从不盲目相信以军方面说法的原因——因为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
以色列《国土报》已指出这种现象。尽管以军士兵身处战火之中，但他们的声音在以色列社会几乎不会被听到。即便有新闻媒体跟随军队进行实时报道，展示在记者面前的场景也往往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并非实际情况——以军会选择发言的士兵，规定他们的发言内容并限制其谈及的内容。
诺亚如此描述以色列民众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差”：“全世界都知道以军向饥饿人群开火，但以色列媒体从不报道这些。国内的人根本不知道真相，他们看不到世界所看到的一切。当以色列人去到其他国家，听到别人指责‘你们是罪犯，你们做的事太恶劣’时，他们会以为别人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才恨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军队在做什么。”
加沙战争爆发两年后，被扣押人质的照片仍在以色列随处可见——特拉维夫机场成排的海报，高速公路沿途和城市里的广告牌，树木、汽车和政客及新闻播音员衣领上系着的黄丝带，餐厅里为失踪人质预留的空桌，“立即带他们回家”的街头涂鸦。
在人质家属举行守夜活动的“人质广场”，滴答作响的时钟记录着人质被强行扣押的天数、小时数和分钟数。
但以色列之外的人们看到的场景却不止如此——以军向聚集在加沙南部援助物资新分配点的平民开火，医院和援助机构被炸，数百万人陷入饥荒和流离失所的状态。
随着以军逐渐推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人日益陷入一种孤立状态。无论是美国大学校园的反战示威活动，还是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两年过去，一直将自己视为受害者的以色列人环顾四周，看到的却是国际社会对加沙军事行动的批评、不解和排斥。
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质的困境、10月7日袭击的残酷性以及数万名以色列民众从边境撤离的事实。以色列民意舆论专家达丽娅·谢因德林（Dahlia Scheindlin）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在人质回家之前，许多人无法理解关于长期停火或加沙重建的讨论。
列维坦言，虽然他一直都对政治很感兴趣，但关注的一直不是以色列政治，而是美国政治和全球性议题。独特的成长经历让他采用了“局外人”的视角看待这场战争，但当他发现以色列国内民众与外部世界对这场战争存在认知差异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怪异”。
“在情感和思想层面，加沙战争确实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许为了媒体形象或政治需要，有人会掩饰真实想法，但那种‘我们永远是正义一方’的集体错觉始终存在。我从小接受宗教教育，被灌输‘犹太人是万国之光’和‘上帝的选民’等观念。但放眼当下，除了那些等着我们全部聚集以便耶稣再临的基督教福音派（当然这群人也很怪异），没人觉得我们是什么榜样。”列维说。
以色列第12频道8月发布的民调显示，56%的以色列人表示，由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军事行为的批评日益增多，他们担心自己将无法出国旅行。以色列媒体Maariv 9月发布的民调显示，63%的以色列人对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感到担忧，59%的以色列人担心以色列可能被排除在全球文化和体育赛事之外。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3日，意大利米兰，一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在高速公路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抗议以色列军队拦截“全球坚韧船队”。视觉中国 图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抗议正以其他方式冲击以色列经济。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日前提议对以实施制裁，若该提案获得成员国批准，欧盟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将部分中止。此前，多个西方国家已对约旦河西岸的特定以色列个人、定居点前哨站及支持暴力活动的组织实施针对性制裁。今年8月，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宣布，由于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正逐步减持以色列相关资产。因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还面临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国的部分或全面武器禁运。
谈及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态度时，乔什根据亲身经历提出不同看法。他一年前去美国时，遇到的每个人都“非常友好”。“这让我意识到媒体报道与现实存在落差，虽然尽管各国政府可能谴责我们在加沙的行动，但普通民众的态度截然不同。一个月前我在西班牙出差，一位穆斯林出租车司机知道我来自以色列后，主动说起自己来自巴基斯坦，曾在阿富汗边境经历火箭弹袭击。我告诉他，我们同样承受着这样的威胁。”
国际社会的强烈舆论反应并没有让以色列领导人让步。内塔尼亚胡9月15日表示，该国必须为“某种（国际）孤立”做好准备，并且需要“更加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我们将需要在本土发展武器工业……我们别无选择。”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是导致以色列遭孤立的部分因素。“我们身处充满挑战的世界。移民至欧洲的穆斯林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发声群体，正左右各国政府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
列维支持巴勒斯坦人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但也坚信全球反犹主义声音已经有所上升。在他看来，一个足以容纳犹太人的国家“十分有必要存在”。
“大部分犹太人来这儿，是因为逃避更严重的迫害。现在的以色列已经存在，而且也有很多好的方面。我不同意现政府的很多政策，但如果以色列是个世俗国家，投资在公民身上，相信会让大家生活得更好。我认为让人们有足够的钱生存，实现自我，养活孩子和家庭也是安全的一部分。如果把安全仅仅等同于轰炸他人的能力，那简直是疯狂的行为。”
（基于对受访者隐私与人身安全的保护，本文所涉人物姓名均为化名，且已隐去部分可能暴露个人身份的关键信息）
本 期 编 辑 邹姗
